日期：2025-07-31 09:40:30
“四人帮”沪上活动
“小兄妹”——王秀珍
王秀珍，一位普普通通的少女，在求学的道路上，逐步磨砺出她那不愿忍受孤独与冷落的坚韧个性。
王秀珍，一个看似平凡的姓氏，却在上海等地孕育了上百位同名女性。本文所要讲述的这位王秀珍，起初与众多默默无闻者并无二致。然而，世事如梦似幻，随着我国踏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澜，这位原本鲜为人知的角色，犹如一颗新星横空出世，从一名普通的工人跃升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显赫职位。一时间，声名鹊起，成为了当时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马、徐、王”三位杰出人物之一……
1934年11月17日，在这个位于辽宁省深处辽阔腹地的偏僻乡村，王秀珍踏入了这个世界。家中兄弟姐妹共六人。时光荏苒，随着家中亲人的离去或是被卖，年幼的王秀珍不得不担负起家中的长女之责。家庭的困苦使得她无法继续求学之路，每日的生计仅限于采摘野菜、搜集柴火，有时甚至需要携带年幼的妹妹们一同搜寻煤炭。每当目睹那些家境优越的孩子轻松背着书包，在校园中快乐奔跑、出入自如，她的心中便油然而生羡慕之情。她憧憬着未来某日，自己也能迈入校园，与同学们一起求知求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曙光中，十六岁的王秀珍迈入了辽阳纺织厂的门槛，开始了她的工人生涯。那时的她，正处于青春的巅峰，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她性格开朗，洋溢着活力，对工作亦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很快，她就被表彰为车间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随后，她的光辉迅速照耀开来，从厂级到市级，再到省级，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她都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杰出的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不久，她更是荣幸地当选为辽阳市和辽宁省的人民代表。对于年轻的王秀珍而言，生活充满了希望。她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成熟，并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到，自己之所以能如此快乐地生活，家庭之所以能仅凭她一人之力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1952年9月，王秀珍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了1953年初，她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王秀珍并未因过往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解放初期，她仅完成了两年的小学学业。踏入工厂后，她便在夜校中刻苦学习，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高中学历。1956年8月，她手持工厂出具的介绍信，独自一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目的地是上海。
“我校高小班优秀毕业生，上海纺织局的王秀珍同志，成绩斐然，总平均分高达85分。她严谨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现恳请贵单位审慎考虑其报考事宜。我们期待能传来好消息。”
最终，王秀珍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机织科，该科系隶属于我国庞大的纺织体系。初入校园，她既激动又对这座城市的新奇事物感到好奇，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都市，其中许多事物是她此前未曾听闻的。入学初期，由于基础较为薄弱，她的成绩一度显得较为落后。然而，她并未因此沮丧，更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刻苦钻研。显而易见，她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她的成绩逐渐攀升，每学期都有显著的进步。直至毕业前夕，她的成绩已跃居班级前列，在六门课程中，她四门课程取得了满分5分，两门课程也获得了4分的优异成绩。
在纺织工业学校，她以党员身份、劳动模范的荣光和省人民代表的身份，自入学便肩负起学生干部的重任。从副班长到班长，再到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一一涉猎其中。起初，她对这些“官职”并无太多向往，她珍视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更愿意全心投入学业，以期未来能找到理想的工作。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她逐渐适应了这一角色。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经历，为王秀珍日后的崭露头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担任过人民代表、学生干部的人必然卷入动乱，但对于王秀珍来说，这些经历或许提升了她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同时，频繁参与社会活动也让她难以忍受孤独与冷落。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失落感如何激发王秀珍的勇气，让她成为首位勇敢贴出大字报的人。对于一个平日里低调内敛、沉默寡言的女性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声疾呼“造反有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或许，王秀珍的性格和过往的经历，注定了她将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王秀珍对于这个新岗位心怀不满，心中充满了失落。然而，“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剂点燃她青春激情的炸药，让她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960年盛夏，王秀珍圆满结束了四年校园生涯，凭借优异的表现从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她随后被派往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由于此前她在社会上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她并未展现出当时许多大学生常见的书生气或浪漫幻想。毕业不久，她便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实习期满，王秀珍被调任至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即“国棉三十厂”。正是在这所厂里，她逐渐对厂党委产生了微妙的质疑情绪。
初踏工厂大门，王秀珍暂被安排在档案管理处，负责技术档案的整理，以逐步融入新的工作环境。但很快，她便发现现实与她的预期有着不小的差距。在上中专期间，她已是副厂长，月薪高达79.30元，然而毕业后，她的月薪却意外降至79.20元，仅仅减少了微不足道的0.10元。她原本以为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党员身份，至少能够担任车间主任一职，却未曾料到，厂党委在让她管理技术档案一段时间后，仅将她任命为织布车间的工长。肩负着养育两个孩子的重担，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压力巨大，偶尔出现迟到早退的情况。工厂得知这一情况后，批评她工作态度存在问题。显而易见，她与劳模称号无缘，实际上，她也已不再符合劳模的标准。此时的王秀珍，正经历着一位女性从巅峰跌入低谷的心路历程，现实与梦想之间的鸿沟如此巨大，生活显得格外艰难。
王秀珍因一时冲动，果断地放弃了工厂的工作，转而投身于纺织工业局的资料管理工作，以期摆脱工厂的束缚，在政府部门寻求一席之地。但工厂方面坚决不放手，执意要求她回归原岗位。在短短半年内，她心怀怨愤，既离厂又返厂。这不禁让人想起王秀珍跌宕起伏的人生，如同蜿蜒的山溪，此刻正缓缓流淌在她的记忆之河中。对现状的不满和内心的怨气，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又有谁能真正扭转命运的轨迹呢？生活之河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痛苦烦恼，最终如同河底的泥沙，被历史所掩埋，唯有那静静流淌的河水留存。若非“文化大革命”的来临，王秀珍的生活可能就此波澜不惊。我们目睹了那一代青年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文化大革命”如何利用这种不满，激起了他们的热情，却最终走向了悲剧。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王秀珍、王洪文等众多后来成为“文革”参与者的年轻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态。
于此之际，文革的狂焰已在全国范围内熊熊燃烧，其势蔓延至国棉三十厂。如同雪花般纷飞的大字报，接连不断地覆盖了厂区的墙壁，短短数日便累积至千余张。这些大字报的内容，除了表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外，绝大多数矛头直指厂内的私营方人员。国棉三十厂，原名“仁德纱厂”，是一家私营企业，在建国初期，经历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公私合营，厂中仍保留部分私方人员。对私营人员的打压被视为对工厂有益，因此厂党委对此态度从容，党员干部们悠然自得地在贴满大字报的周围游荡，口中还不忘叼着一支香烟。他们还组建了专门负责处理大字报的小组，对这些张贴的大字报进行编号、抄录、分类和整理。
那张贴有“1051”编号的醒目大字报，使王秀珍在厂内瞬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与同样身为造反派的老乡王洪文相遇，两人意气相投，友谊迅速在彼此间生根发芽。
一、修正主义路线
二、修正干部路线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在大字报的署名一栏，鲜明地呈现了十一位同事的名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王秀珍”这三个字。顿时，王秀珍成了厂内无人不识、无人不谈的风云人物。那十几张大字报的问世，即刻引起了上海纺织局党委的极大重视。于是，在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派遣了一支工作组进驻国棉三十厂。工作组一到，鉴于厂党委的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便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角逐“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一职位的过程中，王秀珍的才华和资历逐渐崭露头角。她不仅是那篇勇敢挑战厂内权威大字报的发起者，还曾在多个干部岗位任职，并且是一名党员，因此在选举中她脱颖而出，顺利当选“革委”主任。然而，“文化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运作，而工作组成员大多属于“保”字号人物，这与王秀珍追求的不断造反、从厂内蔓延至厂外的理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不久，王秀珍与工作队的矛盾日益加深。她便趁机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毅然举起了反抗工作队的旗帜。
10月28日，王秀珍步入了上海市委接待站的门厅，随即有人从后方大声呼唤她的名字：“王秀珍！”
王秀珍脚步顿住，心中涌起一丝疑惑，不禁揣测是否有人在轻唤她的名字。她转身回望，却见一位久违的老同学正伫立在那里。
王洪文
“请允许我向您引荐，这位是我的昔日同学，王秀珍；而那位则是我们造反派中的领军人物——王洪文。”
“来有何事？”
“我方才自北京归来，该地发布的最高指令明确表明：派遣工作组实为一次不当之举！”
王秀珍急忙回应：
“好的，请指派一个合适的时间，你到我国棉三十厂去一趟，将我们的观点转达给那些造反派的同志们，可以吗？”
王洪文答：“好的。”
他们达成一致，约定在次日午后，王洪文将赴国棉三十厂，为造反派们进行一场“吹风”动员。此举标志着王秀珍与王洪文的初次见面，同时也拉开了他们携手合作的序幕。自此，王洪文毅然投身于造反运动，王秀珍亦紧随其后；王洪文始终不忘对王秀珍的扶持，而王秀珍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与王洪文等人紧密团结，一同追求理想的天堂，亦一同迎接地狱般的考验……
次日午后，王洪文如约抵达了国棉三十厂。王秀珍热情地引领他步入厂工会的办公空间，此时，已有十几位造反派在此翘首以待。王洪文便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透露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刘少奇派遣工作队的决定是错误的，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的一番话顿时点燃了在场王秀珍和造反派们的情绪，大家纷纷抱怨曾受到工作队的欺骗。在王洪文的指引下，他们立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决议发起对工作队的强烈批评。王秀珍也决定辞去“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她号召旗下的成员，共同组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到了1966年11月4日，这支战斗队在厂门前贴出了《一对宝货——工作队与厂党委》的标语，直指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亲自领队，率领“战斗队”开展了搜捕行动。她亲自担任向导，将工作队的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押上街头游行。这支队伍声势浩大，口号震天，从临青路至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在杨树浦工业区中巡游了一周。王秀珍等人的举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王秀珍的名字也因此声名鹊起。
面对“安亭事件”的汹涌波涛，王秀珍毅然割舍了家中温馨的港湾，毅然踏上了跨越40公里的艰难征途，从南京徒步前行至六合。
11月6日，王洪文荣幸受邀出席“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会议期间，上海各路造反派领袖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一致推选王洪文担任司令一职。11月9日，文化广场上举办了“工总司”的成立盛典。王秀珍闻讯后，立刻带领厂内上百名造反队员，乘坐大卡车迅速抵达市中心，为王洪文热情欢呼。
然而，成立大会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在大会召开之前，“工总司”的领导层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恳请上海市长曹荻秋莅临大会并接受批评。显然，这一要求让上海市委感到难以接受。因此，随着“工总司”成立大会的结束，王洪文决定乘坐火车北上，前往北京，旨在向中央揭露上海市委的不当行为。
王秀珍在听闻这一消息后，急忙返回家中，着手安排次日与王洪文等人一同前往北京的行程。但她的丈夫对此坚决反对。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王秀珍平日里在外忙碌，声名显赫，却忽略了家中孩子的感受，他们很少能体会到母亲的温暖。如今她又要启程去北京，孩子们将面临怎样的境况？尽管如此，王秀珍投身“革命”的决心已不可动摇。面对丈夫的阻拦，她一时冲动，将孩子安置在了邻居家中。
晨光微露，王秀珍便早早起身，率其麾下造反队员向上海北站进发。彼时，车站人潮攒动，满是“工总司”的造反队伍，喧哗声不绝于耳。未几，这群造反者推开检票口，潮水般涌进站台。他们的视线所及，是驶向北方的一列列火车，于是纷纷登车，不久，每列北行的火车都挤得密不透风。王秀珍及其队员也成功挤上了一列火车。火车启动之际，只闻一声刺耳的汽笛长鸣。王秀珍透过车窗观察，只见“工总司”的其他成员被远远抛在身后。作为北上陈情的先驱，王秀珍内心涌动着澎湃的情绪。她开始筹谋，抵达北京后，该如何向上海市委倾诉内心的冤屈。
未曾预料，火车抵达南京之际，竟突然停下。恰逢午后一点钟，安亭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王洪文所率领的“工总司”乘坐的列车，自上海出发，却在嘉定县安亭车站意外停靠。他们北上途中遭遇阻碍，王洪文等人果断拦车卧轨，此举严重扰乱了交通秩序。“安亭事件”迅速引发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即便要翻山越岭，我也必定要徒步走到北京！”王秀珍语气中透露着坚毅。随后，她与少数造反队员毅然决然地丢弃了车辆，选择徒步前行，从南京出发，途经浦口，最终迈向六合。与此同时，从安亭传来了最新消息：自从“安亭事件”爆发以来，张春桥便趁机抵达上海，亲自接见了王洪文及其他“工总司”的负责人，并承诺满足他们提出的五项要求，将事件的罪责归咎于上海市委。至此，她们北上告状的初衷已得以实现。王秀珍因此决定返回上海。
在张春桥的力挺之下，她坚定地步入了“四人帮”那一条注定孤独的道路。无论“四人帮”犯下了何种罪愆，她始终未曾缺席。
11月21日的拂晓时分，王秀珍接到王洪文的电话，对方热情地邀请她结识一位重量级的领导，并急切地催促她尽快赶到。王秀珍听后，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匆匆赶往约定地点。不多时，她便抵达了红都剧场。
王洪文一见那位自称“造反急先锋”的人物步入，便立刻将她引领至自己身边。
“王秀珍，张春桥同志。”
彼日，张春桥身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同时肩负“中央文革”副组长重任，其地位显赫，远非眼前这两位青年可比。王秀珍凝目注视这位眼镜后隐藏着深邃目光的领导者，心中不禁一时慌乱，不知所措。然而，最终还是张春桥率先打破了沉默。
“久仰王洪文同志对您的赞誉。作为党员和劳动模范，您在革命斗争中理应身先士卒，树立典范。”
王秀珍迅速回应，点头应允。那时的张春桥，势力尚未稳固，正四处寻觅贤才。他看重王秀珍的政治素养，加之她身为女性，拥有独特的优势，便诚挚地希望将她招揽至麾下。王秀珍并非泛泛之辈，她明白追随张春桥和王洪文行事确有风险，但考虑到张春桥在中央的显赫地位，以及在上海的坚实根基，他无疑是权势滔天的人物，因此她相信跟随他，定不会有所损失。
王秀珍迅速领略了权力的甜蜜滋味。在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浪潮中，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夺权运动，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国棉三十厂的领导者。进入二月，随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张春桥亲自指派，将她调入委员会，并任命她为副主任。由此，王秀珍在造反派中的地位迅速攀升，仅次于王洪文。然而，她始终坚定地遵循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指示，对王洪文言听计从，两人亲密无间地协作，这也使得王洪文对她格外青睐，并无任何隔阂。
行文至此，我们的叙述遭遇了一定的困境。自王秀珍晋升为革委会副主任以来，她的行为总是与王洪文等人，尤其是徐景贤、马天水的活动紧密相连。在这些恶劣行径中，王秀珍或是参与者，或是扮演了核心角色。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凡是“四人帮”在上海犯下的罪行，王秀珍均有所涉入。在“一月革命”之后，她诬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及市委常委、市人大和副市长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施加了残酷的迫害；在党的“九大”期间，她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合谋，编造了《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并分发与会代表，诬陷上海前任市长陈毅“投降帝修反”，“包庇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期，她还参与了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的武装叛乱企图……
“必须彻底挖掘问题的根源”、“对于这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绝不能有任何宽容”。在她的指使与操控之下，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六所高等学府，共计400余人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这其中，128人被逮捕或监禁，5人因压力过大而离世，另有3人精神状况彻底崩溃。
在张春桥的周密策划下，王秀珍及其所谓的“小兄弟”们迅速跻身中央委员的行列。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要员汇聚一堂。
“作为上海老牌造反派的代表，‘工总司’却仅有一位代表王洪文，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王秀珍以及其他“工总司”的造反派领导者也纷纷被列入名单之中。王秀珍做梦也未曾料到，在“九大”上，她不仅当选为代表，更是荣幸地被选入大会主席团。选举结果揭晓，她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一同晋升为中央委员，地位一跃而上。到了1973年召开的“十大”会议，王秀珍的好运依旧，再次当选为“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从而达到了她政治生涯权力的顶点。品尝到权力的甘甜，王秀珍对张春桥和王洪文更是忠心不二，倾尽全力。
张春桥
首先，丧事必须从简，切不可越出普通员工应有的规格；其次，对涉事医生不应进行任何形式的惩处；再者，不宜立即将不幸的消息透露给其母亲。然而，私底下，他致信儿子，敦促上海市革委会对事件进行彻查。王秀珍在获知张家的指示后，立刻向相关人员通报，并迅速组织成立调查小组，旨在查明张佩瑛不幸身亡的原因。该小组由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以及上海第一医学院联合组成，经过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得出结论：此事件纯属医疗事故，方兆麟医师并无任何政治问题。但王秀珍对此结论表示强烈的不满，她认为调查小组存在右倾的倾向。张春桥的夫人亦依循丈夫的意志，在旁挑拨离间，声称张春桥对妹妹的离世感到极度的悲痛。王秀珍听闻此言，立即召集调查小组负责人，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下令加强调查力量，从工宣队抽调人员以壮大调查队伍。她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要求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角度重新审视此案。在王秀珍的直接领导下，该调查小组连续采取了一系列荒唐的行动。
此案关涉重大，春桥同志近日来信，虽语气谦和，实则传达出市委无需过分担忧的信息，这正是他一贯的低调作风。我们务必倾尽全力，务必揭开此次事件的真相。稍作停顿，她再次强调：“这起事件，实乃一桩重大的政治风波。张佩瑛同志的离世，不过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牺牲者。你们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务必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和核实！”
面对这等严峻的指令，调查组随即调动智慧，激发创意。无处不在的“揭发者”们，一旦发现丝毫裂痕，便倾力将其撕裂，一经发现缺口，便尽力挖掘至深。他们针对方召麟及其家人，不断“挖掘”出诸多所谓的“罪证”：时而指控方夫人所用的打字机实为隐藏的发报机，时而推测方家收到的大黄鱼是秘密联络的暗号；时而暗示妻子为丈夫的同谋，时而断言妻弟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些所谓的“证据”荒诞不经，令人哭笑不得。方召麟始终坚称自己的清白，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心力交瘁，最终向妻子留下了字字血泪的“绝命书”。
我绝无意图对张佩瑛同志造成伤害，这一点应当毫无疑义。至于相关事务的处理，属于组织层面的职责所在。
请保重身体。抱歉。
养育子女，贡献于党和人民。
遇难题，求助兄姐。
在我办公室的右侧抽屉中，一枚信封悄然静卧，其内藏纳着我平日辛勤积攒的130元。这笔微薄的积蓄，源自我在学习班期间的点点滴滴。
王秀珍的大衣在麻醉科柜。
不妨将那些业务用书与杂志尽数清仓，仅保留部分政治类读物。
兆麟
面对方兆麟的坚决否认，调查组始终未能搜集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王秀珍因此感到极度愤慨。由于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她无法向“春桥同志”交代。无奈之下，她下令将方兆麟无期限地拘禁于秘密监狱。眼见一个无辜之人即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然而，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了。1975年秋季，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遂将张春桥召回，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医疗领域，医疗事故在所难免，医生们应当吸取教训。然而，鉴于死者是你的亲戚，你的行为恐怕并不妥当。”一番话令张春桥无言以对。不久之后，方兆麟得以获释出狱。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向来善于投机取巧的王秀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王秀珍还没意识到自己所靠的是座“冰山”。时光已经流到1976年4月8日。这天凌晨，睡得正香的王秀珍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她摸起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告诉她，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上海必须立即抓紧训练民兵，以备后用。王秀珍明白王洪文的意思，江、张、王、姚已经给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组织训练民兵，王秀珍他们也早就开始准备了。这次王洪文一提醒，王秀珍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指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加紧训练，并进行演习。她还为这些民兵进行战前动员：
当前局势错综繁复，斗争之路漫长而坚韧，未来所遭遇的挑战将更加错综复杂且充满激情。
我们必须做好迎接反复挑战的心理准备，哪怕遭遇极刑或是牢狱之灾，因为我们所失去的不过是头颅上一道碗口大小的微不足道疤痕。
我们须竭尽全力，奋力拼搏，绝不能甘心沦为投降者，更绝不应堕入叛徒之列，必须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
一阵磨刀砺剑的喧嚣声此起彼伏，让人不禁对这声音出自女性之口感到惊讶。然而，回溯至1976年10月13日，当王秀珍与马天水、徐景贤一同自北京重返上海，他们身上的杀气已然消散得无影无踪。王秀珍踏上飞机舷梯，言语稀少，仿佛经历了霜打的茄子。她的依靠已经崩塌，从此她孤立无援，形单影只。
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秀珍涉嫌反革命罪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判。站在被告席上的她，昔日的锐利眼神与威严气度已不复存在。她身着一件质地厚实的确良衬衫，衣扣紧紧系至领口，头上的短发梳理得与众多女性无异，她绝望地低下头颅，目光紧紧地锁在地面之上。
1977年，王秀珍不幸遭遇离职调查。次年一月份，她的党籍遭到撤销。两个月后，她在二月接受了隔离审查。进入1978年六月份，她被送至上海市监狱服刑。直至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其作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历经十六载岁月，直至1994年二月，她终于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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